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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稱為第一位電影學家:赫伯特·布魯蒙的理論與貢獻

被稱為第一位電影學家:赫伯特·布魯蒙的理論與貢獻

在電影藝術的早期發展階段,許多傑出的思想家和評論家開始試圖理解和分析這種新興的媒介。然而,如果我們要追溯那位被廣泛被稱為第一位電影學家的人物,我們的目光會聚焦在一位德國的學者——赫伯特·布魯蒙 (Herbert Blumer)

誰是赫伯特·布魯蒙?

赫伯特·布魯蒙(1900年—1987年)是一位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,以其符號互動論 (Symbolic Interactionism) 的貢獻而聞名。然而,他的學術興趣和研究範圍非常廣泛,並且他對電影的分析具有開創性。雖然他最為人知的身份是社會學家,但他在早期對電影的系統性研究,使其在電影學領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,這也是他被被稱為第一位電影學家的根本原因。

布魯蒙的電影研究與理論

布魯蒙對電影的興趣源於他對社會互動和符號意義的關注。他認為電影不僅僅是一種娛樂形式,更是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,能夠塑造人們的觀念、態度和行為。他的電影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:

1. 電影作為社會現實的鏡子與塑造者

布魯蒙在其著作《電影與社會》(Movies and Conduct, 1933) 和《電影與社會變革》(Movies and Social Movements, 1935) 中,深入探討了電影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。他強調電影在傳達社會價值觀、規範和社會問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。

他認為,電影可以:

  • 反映社會現實: 電影能夠捕捉和呈現當時的社會風貌、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。
  • 塑造社會觀念: 電影中的情節、人物和價值觀能夠潛移默化地影響觀眾的認知,進而塑造他們對特定群體、議題或社會現象的看法。
  • 引發社會變革: 當電影觸及敏感或重要的社會議題時,它有潛力激發公眾討論,甚至推動社會的變革。

2. 「情境」在電影影響中的重要性

布魯蒙強調,電影的影響並非是單向的、機械的。觀眾在觀看電影時,會將電影內容與他們自身的個人情境、社會背景和過往經驗結合起來。他提出了「情境」(situation) 的概念,認為電影內容通過個體對特定情境的解讀而產生意義,進而影響其行為。

他舉例說明,同一部電影,在不同的文化背景、不同的年齡層、不同的社會階層的觀眾眼中,可能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理解和感受。這種對主體性解讀的強調,是早期電影研究中非常前沿的觀點。

3. 電影作為一種社會化的工具

布魯蒙還將電影視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化工具。在電影院這個集體的觀影情境中,人們共享觀影體驗,並通過對電影內容的討論和解讀,進一步內化社會規範和價值觀。這種集體的、符號化的互動過程,是社會學習和社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布魯蒙被稱為「第一位電影學家」的理由

雖然「電影學」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在布魯蒙之後才逐漸成熟,但他被被稱為第一位電影學家,主要是因為他具備了以下特質和貢獻:

  • 系統性的理論框架: 他沒有僅僅停留在對電影的個人觀感上,而是試圖建立一個理論框架來解釋電影的社會功能和影響機制。
  • 社會學的視角: 他將電影視為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,關注其與社會結構、社會互動和社會變遷的關係,這在當時是非常獨特的。
  • 實證研究的基礎: 雖然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質性的,但他的著作為後續更為嚴謹的電影社會學研究奠定了基礎,例如對電影觀眾行為的研究。
  • 對電影的獨立價值認可: 他超越了將電影僅僅視為文學或戲劇的附屬品的觀點,而是將其視為一種具有獨特媒介特徵和社會影響力的藝術形式。

布魯蒙的研究雖然寫於20世紀早期,但其對電影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的深刻洞察,以及對觀眾解讀電影時「情境」重要性的強調,至今仍然對電影研究具有啟發意義。他為理解電影的社會學意義和媒介特性,樹立了一個早期而重要的里程碑。

常見問題 (FAQ)

如何理解布魯蒙關於電影「情境」的理論?

布魯蒙的「情境」理論認為,電影對觀眾的影響並非直接、統一的。觀眾會根據自己的個人背景、生活經驗、社會環境以及當下的觀影狀態,來解讀和詮釋電影內容。例如,一個經歷過戰爭的人觀看戰爭片,其感受和理解很可能與一個未經歷過戰爭的人截然不同。電影內容只是觸發個體對自身「情境」的反應,從而產生影響。

為何布魯蒙被認為是「第一位電影學家」?

儘管「電影學」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成熟在後,但布魯蒙的貢獻在於他最早對電影進行了系統性的、理論化的社會學分析。他將電影視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,深入探討了其對個人行為和社會變遷的影響,並且強調了觀眾在接收和解讀電影信息時的主體性。這種對電影的獨立學術研究視角,使其在早期電影理論發展中具有開創性的地位。

布魯蒙的電影研究對後世有何影響?

布魯蒙的研究為後來的電影社會學、媒介理論和符號互動論在電影研究中的應用奠定了基礎。他對電影社會影響力的關注,啟發了後續對電影如何塑造公眾輿論、影響社會運動以及建構文化認同等方面的研究。同時,他對觀眾能動性的強調,也預示了後續媒介效果研究中對受眾主義的關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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